提到智慧城市，人們或許會想到智慧醫療、智慧交通、智慧教育，再提到分享經濟，人們想到的可能更多的是諸如滴滴出行、小豬短租、覓食等一些簡單易用又能為生活創造很多驚喜的手機APP。如果把這兩個看上去如此不同的兩個概念放在一起討論，會碰撞出怎樣的火花？
“把智慧城市和分享經濟這兩個不同領域的大概念放在一起看，其實可以看到一些我們原來沒有看到的東西。”工業和信息化部原副部長、北京大學教授楊學山在上海參加智慧城市體驗周活動時，特別談到了智慧城市和分享經濟。他認為，兩者有共性、有交叉，也有區別。
智慧城市和分享經濟，既有共性又有區別
當前，世界經濟正加速向以網絡信息技術產業為重要內容的經濟活動轉變。“我們要把握這一歷史契機，以信息化培育新動能，用新動能推動新發展。”楊學山認為，智慧城市和分享的經濟的共性就在于它們都是可以在歷史轉變時刻，培育新功能，推動新發展。
同時，智慧城市和分享經濟還具有相同的前進方向。“它們還有打通社會經濟大動脈，促進互聯網和實體經濟進一步結合，優化資源配置并提升全要素生產力的能力。”楊學山說。
智慧城市和分享經濟雖有共性，但因為屬于兩個不同的概念仍然在交叉中顯示著區別，其中，智慧城市源自政府，而分享經濟源自市場就是最主要的區別。楊學山指出，新型智慧城市把發展重點聚焦在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務，而分享經濟由企業主導，不管是發生還是發展都由市場機制起決定性作用。
“轉變”是解決智慧城市發展的關鍵詞
相關資料顯示，目前我國已有290個城市入選國家智慧城市試點，并有超過300個城市已和三大運營商簽署智慧城市建設協議。此外，根據國家相關部委推進智慧城市建設部署，以及各地方政府安排，預計到2017年，我國啟動智慧城市建設和在建智慧城市的城市數量將有望超過500個。
從三年前國家公布第一批智慧城市試點到現在，試點城市中的老百姓們已逐漸感受到智慧城市建設帶來的好處，也發現了其中的問題和困難。中國在建設智慧城市時所遇到的問題和困難的根源到底在哪里？怎樣才能解決這些問題？
“首先需要轉變認識。”楊學山指出，智慧城市姓“城市”不姓“智慧”，所以建設智慧城市是為了城市的現代化，為了城市內的各項活動更加優化、協調、方便、有效，為了讓城市內的關系更加科學，法制、公共服務等更加公平公正。
其次，需要轉變發展軌跡。“智慧城市是由信息技術帶來的城市發展變革，因此不能沿著原先城市發展軌道繼續推進，要沿著信息技術的特征，轉軌前行。”楊學山說。
楊學山認為，解決智慧城市發展問題和困難的手段中最重要的一點，是為智慧城市建立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。
智慧城市的發展是摸著石頭過河，如何才能做好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？楊學山建議，要做好三件事。一是，利用信息技術重新定義和設計城市運行管理的事務，如交通、水務、醫療、健康、市政管理、園林等的城市管理方向、目標、制度、流程。二是，要規劃好智慧城市發展的共同基礎設施，即感知傳輸處理技術架構和城市管理數據體系架構。“基礎設施做好，能為城市發展的高質量、低成本打好基礎。”
“第三件事，就是深化改革。”楊學山認為，智慧城市建設是一場生產力的變革，因此要讓制度來適應這場生產力發展的變革，即讓制度適應新方向、新目標、新體系，而不是反過來。
中國分享經濟仍處于萌芽期
智慧城市的發展面臨著困難，分享經濟雖然由市場主導，但也同樣需要面對各種層出不窮的“困境”。例如，分享經濟中的企業作為市場主體，如何才能真正創造新商業模式？政府若要管理分享經濟，在制定政策和相關規定時，如何才能遵循其發展規律和內在需求？
“分享經濟發展到現在，不管成功還是不成功，商業模式的創新永遠是最重要的。”楊學山認為，中國的分享經濟目前還處于萌芽期，商業模式創新遠沒有進入成熟的發展階段。分享經濟商業模式要走向成熟需要能提供價值，并能通過價值得到現金流的回報。“只有做到這兩點，中國分享經濟的商業模式才能算是初步成熟，而不是像現在一樣靠燒錢維持。只有具備這兩點，市場才不會把這種商業模式淘汰。”
在談到分享經濟該如何管的問題時，楊學山指出，管制必須有，但必須遵循一定的原則，要研究新事物和舊事物的變化、區別和本質、新條件和舊條件等一系列問題。“只有把原則和問題都研究透了，政府在面對分享經濟時的管理水平和能力才會有所提升。”
